如何看待中国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受到一个趋势的巨大影响，即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渗透到我们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也对政治、法律、伦理以及社群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压力甚至是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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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一名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声称，他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创造了世界首例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一对双胞胎女婴）.

CRISPR通过剪断DNA链来禁用或改变有缺陷的基因。

贺建奎参与多家遗传相关企业，包括在4月份筹集2.18亿元人民币（合3140万美元）的瀚海基因(Direct Genomics)。 他表示，两名女婴是由体外受精孕育的，但是“一点点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被注入受精卵“做基因手术”。

据报道，女婴的父亲是HIV阳性，基因编辑的目的是删除让HIV得以感染细胞的CCR5基因。

“当露露和娜娜只是一个单细胞时，这一手术就关闭了艾滋病毒感染人体的大门，”贺建奎表示。

但在周一，官方的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宣布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

根据贺建奎在临床试验前提交的文件，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HarMoniCare Shenzhen Women’s and Children Hospital)批准了这项实验。但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家医院已否认参与此事。

贺建奎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国外评价

这名科学家声称的内容将于本周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Second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ome Editing)上公布，但尚未在期刊上发表；在期刊上发表会使其受到严谨的同行评议。

一些科学家警告说，此举留下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而另一些科学家警告说，贺建奎所报告的工作具有伦理上的潜在影响，这种操作在中国合法，但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被禁止。

周一，100多名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签署一份联合声明，称这一试验“疯狂”。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人类胚胎学教授乔伊斯•哈珀(Joyce Harper)称，贺建奎声称的内容“过早、危险和不负责任”。

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法律与遗传学中心(Centre for Law and Genetics)主任黛安•尼科尔(Dianne Nicol)表示，进行将会传递给后代的基因重新编程，“对社会来说总是很有问题的”。

“未来世代没有能力给予同意（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她说。“所以你依靠的是父母的同意。”

尼科尔教授还警告说，基因编辑的风险“基本上是不可预见的”。

“尽管当你把它放在细胞中时，CRISPR被吹嘘为更加可靠，（但实际上你在指望）它会到达基因组中的正确位置，然后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当你把什么东西放入细胞中时，总会有风险，比如进入基因组的错误部分，或者产生我们不知道的效果。”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干细胞科学家达斯科•伊利奇(Dusko Ilic)也指出，有其他许多方法可以预防艾滋病毒感染。

“尽管贺建奎声称这对夫妇完全了解风险，而且他们可以在没有经过基因编辑和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之间做出选择，但不能说这对父母真正理解他们让宝宝和自己暴露于什么样的风险，”伊利奇补充道。“如果这种操作可以被称为合乎伦理，那么他们的伦理观显然与世界其他地方非常不同。”

相关文章评价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能力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是自然界仍然保留着一些杀手锏，如死亡和进化。这两个枷锁限制着所有的物种，也在人类的发展中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边界，从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能超越这两个界限的人，就是神。

我们可以说医疗技术是挑战死亡的努力。但阻止疾病并不能阻止人身体的衰老，也不能避免死亡的到来。但是直面死亡的尝试已经越来越多，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曾经刊登过在旧金山湾区被认真对待的追求永生问题。其中具体的想法包括将大脑和机器结合，和科隆自己，并用克隆出的年轻躯体的血液来滋养自己老化的身体等。这可能被认为是亿万富豪的兴趣爱好，但是克隆技术的研究仍一直在进行，而脑机接口（Brain Machine Interface）更是当今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可以说转基因技术是挑战进化的尝试。但是至少之前这项技术没有在人类身上使用，至少之前经过这项技术改造的生命没有出生。但是最近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声称通过基因编辑使两个婴儿天生抵抗艾滋病的消息引起了轰动。若消息属实，这两个婴儿的诞生意味着人类的能力范围的实质性扩张，意味着之前随机的进化可以被加上人为的导向性了。这也意味着，人已经成为神了。

当然，现在这项技术的成熟度还没能完全确定，但是它的潜力是诱人的：将它发展到极致，人类可以任意为后代附上想要的属性。对受先天性遗传病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头一次可能摆脱世代相传的诅咒而获得健康的后代。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这意味着对疾病免疫，出众的相貌，甚至是超人的智力。对于人类来说，这是对于随机变异+自然选择的自然进化过程的加速，从而可以更好的应对环境的加速变化。因为目前这项技术依赖于先找出使人易感染艾滋病的基因再利用CRISPR技术（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一项基因编辑技术）将这一基因破坏，所以进一步的发展依赖于找出与更多属性相对应的基因。对应疾病的基因就破坏，对应优点的基因就植入。而这也意味着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开发会从生活习惯信息延伸到生物基因信息。

不过，这引起的争议海啸也将让之前的克隆和转基因技术引起的喧嚣显得小巫见大巫。从技术方面看，CRISPR可能带来的”脱靶“突变不仅会对这两个婴儿造成伤害，对于基因编辑治疗甚至是整个生物科学界也会产生巨大的打击。而且若是这项技术大量被应用，那么人类的基因多样性就会受到影响，面对灾难的能力会减弱。从社会方面看，这项技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现在是不合法的，但技术的扩散却很难受到遏制。上文说的对于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家庭的意义，预防疾病对于国民健康的提升和医疗体系负担的减小，甚至是提升智力对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会不会推动法律的修订呢？而这定会引起的观念和信仰不同的国民之间的冲突又如何应对？这项技术对于经济上负担得起和负担不起的人的分裂将会远远超过累进式税率、资产利得税和遗产税的影响。但若是单纯下达一纸禁令，会不会逼迫那些有资源的人将技术的研究和扩散转入地下？会不会有国家为了推动本国这一生命科学最前沿技术的发展而率先允许进而造成国与国之间的敌对？还说会像在人工智能武器化领域形成一场军备竞赛？当这两个婴儿（和以后可能更多的基因编辑婴儿）长大，他们会不会受到“纯种人类主义者”歧视而不得不隐姓埋名，甚至被逼迫不得生育以使这被编辑的基因不会再遗传下去？

深化对这些问题的伦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根本上是允不允许有，和若允许那么怎么分配的两层问题。人人生而平等是大多数国家中宪法规定的，但这当然是基于这项技术产生前的人类认识。那么现在既然人类有能力在出生前就改变后代的属性，是不是也要求人人生前也要平等？如果是，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要受到遗传病的困扰，而有些人生下来就天赋异禀？是不是应该通过基因编辑手段让每个人都活得同样的属性？当然这些问题在这项技术出现之前是不可能被认真考虑的，而贺建奎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项技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而将它落地，从而帮助人们迈过了这一认知上的局限性。考虑到在我写作本文的过程中不断传来的阵阵反对声浪，包括科学界的联名信，贺副教授所任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不知情的表示，据称通过了伦理审查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撇清关系，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未收到研究备案和开始调查的消息等等可以看出这项技术的前景阴云密布，而贺建奎的尝试也看上去更像是一次铤而走险的孤注一掷。不过不管他的声称是否真实，这项技术未来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至少这次事件受到的广泛讨论对于未来的科技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因为这不是科技发展第一次与现有的社会认知、伦理体系和法律框架产生冲突，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人类正在成为神，而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